中国文学理论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论教材的出现是和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同步的。百年以来现代文论教材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以它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从大学学术体制的侧面呈现出中国现代形态文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为文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效的启示。

从20世纪初期30年代出现的《文学概论》教材多达30几种，共分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古文论为结构核心的教材。第二种类型是引进的西方文论教材。第三种类型是受新文学影响的文论教材，从中可以看出新文学观念如何被体系化和知识化，特别是革命文学的介入给文论教材带来结构性的变化。解放后的文论教材基本上采用了苏联文论教材的内容和体系，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也存在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其中西方现代文论和中国古文论是颇有地位的。百年文论教材的变革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第一，文论教材的生命力源于文学观念的更新。第二，文论教材的发展要不断吸收外国文论的精华，又要融进本民族文论的传统，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第三，文论教材既可以有规范性，又要有开放性。教材不是个人见解，而是多数人对文学的理解，要求客观、公正、规范，不偏激，不片面，同时，规范性也容易束缚人的思想和观念。因此，文论教材如何在坚持规范的同时，保持一定张力和弹性，不断向新的文学现象和观念开放，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杨文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商业气氛强烈、传媒比较发达、学生选择日趋多样化的背景下，文学理论转向和文学理论课程改革的必要性，甚至是迫不得已。

文学系的学生越来越少读文学作品，造成此变化的原因有三个：一，高中中考压力和分数指挥棒使学生很少有时间阅读文学作品，而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也因应试教育而失去了应有的魅力。这样做的深层后果是阻碍甚至泯灭了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二，进入大学阶段的中文专业学生，由于世界普遍性的文学地位跌落，也很难再培养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相反，兴趣转向了他处。三，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蚕食了学生有限阅读时间。

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当然，这一代人不是绝对不读文学作品，如畅销小说尤其是网络文学就颇受他们的欢迎。网络小说的高度自由感，适合现代人。这样一些变化，有的看来是难以逆转的。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对象的这种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

徐亮（浙江大学中文系）：基础研究薄弱，是我国文艺学研究的发展所面临的一大障碍。所谓文艺学基础，是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相对有效的学理传统背景，它有相对客观性和能被共识所接受。但我国文艺学迄今仍未有这种取得共识的学理传统背景。致使人们认为文学理论没有任何定论，每个人皆可以自己创造一套体系，导致自说自话的理论创作。大学文艺理论课程因而尤其应当培养学生的理论基础，使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较可靠的背景和基础。为此，文论课的目的应有学理训练这一条，内容应以理论史为主、对原著经典的阅读消化，以及可靠的第二手叙述；教学方法应把讲授、阅读、作笔记、讨论结合起来，课程体制设置上应将文论史、专题研究和文体研究以及专题讲座几个层次结合起来。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学科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应掌握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不仅应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及理论素养，更需具备具体分析现实问题的操作能力。这就提出了21世纪中文人才培养的新目标——兼具综合型人文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毕业生。与这样的目标相比，现有的文学理论课程就显露明显的问题：板块化分布导致总体联系的缺失；对学科性的片面追求造成学科隔绝；在张扬理论能力时忽视操作能力的培养。因此，改革的基本设想是以双向拓展的方式更新文学理论课程体系，一方面向宏观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拓展，另一方面向微观的具体文本分析拓展，使这两方面相互交叉、渗透和共生，形成双向拓展的新格局。

周启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在前苏联国家和文化解体大潮中，“文艺学”和“文学理论”课程结构上有没有新的变化，向什么方向调整，对外国文论的开放程度有多大，是不是把过去的那一套全部抛开了？从莫斯科大学的《文艺学引论》和其他大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的设计和教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印象：多流脉多声部共生互补的文论思想发育态势在深化，重意识形态的解译，重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以及力图在这两大流脉之间穿梭而有所整合的解读。